物质主义在全世界失败了，精神主义应该登场了

笑笑客

人类能够感受到的痛苦共有两类：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前者是由于不能温饱所至；后者则较复杂。但其中的相当多部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是由于相互的对比，在人的精神上引起的痛苦或不安。
历史上已有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毕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人类自身的痛苦。
因此使人类免苦求乐的要点之一，就是谋求社会平等。如果背离了这一宗旨，那么这个社会并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
宣昶玮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要义，就是抑强扶弱：因为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平等。而资本主义的实质则一直在变化：过去它是主张弱肉强食、利强抑弱；现在则是利强济弱。因此，一个利强、一个利弱，应该是两种社会的分界标志。
为什么社会主义要采用公有制？为什么要抑强扶弱？其实就是为了使社会平等一些。而资本主义，很久以前恰恰是追求扩大社会不平等。
由于人们感觉到的痛苦，在温饱以后主要是精神痛苦。且这种痛苦相当多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比较。因此，在生产力已满足人的温饱之后，人类的幸福与否，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决定的、人与人之间是否有不平等、和这种不平等的差距程度大小之上了。
那种以为生产力发达了，人们就会过上幸福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不平等扩大了，人们反而会感到：吃肉还不如吃蔬菜的时代幸福；有汽车的时代还不如有自行车的时代幸福。例如，在现今中国，有私家汽车的人感到幸福，因为还有大量的家庭没有汽车；而在美国，仅有小汽车的家庭，与别的富有家庭相比，是很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幸福与否仅是一种精神感觉的问题，不是生活物质数量的绝对值、而是相对值的问题，是平等还是不平等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的理论中，有过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愈发达，则这个社会就愈进步的观点。实际上这样的所谓理论家，连最基本的东西还没弄清楚呢。
宣昶玮也有一套关于社会的理论。他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具有“有力、有益、有制、有道”四项特征，方为比较优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应该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平等，和追求大家共同的幸福。宣昶玮认为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第一标准”的观点，是一种很幼稚的观点。
宣昶玮认为迄今为止的社会都是以追求经济、追求物质为第一位的社会，而把平等和人道关怀放在了并不重要的位置。宣昶玮的主张恰恰与之相反：一个社会首先考虑的，应是社会的平等，和对社会所有成员的人道的关怀；经济的发展只能第二位的。
这样的社会考虑让人人获得社会的关怀。对残疾、老人、孤寡、其他不利情况的社会成员，反而获得社会的加倍关怀与帮助。对身患白血病、癌症等需花费巨额医药费的社会成员、出现灾难的家庭，社会均给予有力、有效的帮助。国家即使不富裕，也不允许有人冻饿、或贫病而死。社会对不幸的人、对不幸的家庭，将给予种种有力的帮助，让他们慰平自己的心灵。等等。
这样的社会追求全体成员的精神幸福，而尽量减轻人们的精神苦恼。
我们说过，做到这一点往往并不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而取决于社会是否平等，和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与宗旨。
宣昶玮认为那种以追求经济发达而使人类更加幸福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本末倒置了：人类的幸福是精神方面的而非物质方面的；是相互比较而发生的，因而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根据已有的事实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经济的发达不但不能使人类更加幸福，反而是使人类更加加重了苦恼，加重了人们的争斗，和扩大了不平等。
总之一句话：以往的社会都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认为物质发达人们物质享受增多了就可使人类幸福。这是物质主义的观点；而我们认为社会应当把公平与平等，把社会对人的人道关怀放在第一位，发展社会的经济只是第二位的。人们的幸福主要依赖精神方面的东西而非物质方面的东西。不把人道关怀放在第一位而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是不对的：物质的发达并不必然促进社会进步，也不必然增加人们的幸福。而且我们并不反对发展经济。这是精神主义的观点。
现在看来，物质主义失败了。
以往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大都是物质主义者。
以往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的；以往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
而我们提出了：社会应把对人的精神的、人道的关怀放在第一位。这种提法也许在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们提出了物质主义和精神主义的概念，是对以往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在性质上作了一次全面总结与概括，并且画出一道分水岭：两种不同制度之思路，立刻泾渭分明了。
虽然社会主义也宣扬社会平等，但实际上却从来就没有重视过、甚至也没有实行过，更没有把社会的平等，放在第一位去考虑过。从已经灭亡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来看，那些自称是人民公仆的苏联官员们，确确实实是苏联人民的老爷。哪儿来的平等呢？
因此我们认为：
迄今为止全人类的生活经验证实：物质主义是错误的，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现在人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应该让精神主义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