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价值的新哲学概念与理论-----认识当量

晴空万里

有许多大家，甚至巨才，曾用错误的论证，思辩方法得出过错误的结论，且这结论让智者一看似乎都是很正确的。韩愈的《原道》、《谏佛骨表》，关于上帝恶的难题，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各大哲学家的论证，浅者如民间关于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论证，都是这样。看来异常有理，似乎驳不倒。实则若了解真相是很容易指出其谬误的。看来这世界上过去，现在，将来仍会存在、出现大量看似正确，实则谬误的论证、思辩。科学，许多哲学，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在一定条件约束下，其是“正确”（相对来讲的）的理论，一过某一界线（如科学去研究时空、精神现象时）科学，哲学就是谬误的了。作个很形象的比喻：蛙儿坐在井底，所见井壁，青苔，一小块四季变化的天空，前来打水的老老小小：蛙儿即依其全部所见总结出了一套科学与哲学，蛙儿将之对照其所见所闻，愈看愈对。但若蛙儿因此认为他们的总结就是真理，人们大概不会承认；但对蛙儿来讲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够了，他们是满足的。现在的许多堂而皇之的自然科学，哲学，就很象这种蛙儿所见，很象。古往今来的无数哲学家皆未真正了解世界真相。现在能称对真相有所了解的，只有释迦矣尼佛。但这真相却不能讲出来，否则害处无穷。这种称为无上正等正觉的东西，一般佛教徒和佛学者、高僧也未必知道，但也会有人知道，因为从一些佛教著名人物、高僧口中讲出零星一点儿。
象康德、韩愈、邵康节、托马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休谟、叔本华、孔子、朱熹、陈抟、董仲舒等等许多前哲巨匠，所知所见都极为有限，因此他们若试图依己之见去认清世界真相，是不太可能的，“讲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但这种“讲错”自有其原因，而且他们所讲并不会全错完：而会有天才发现与描述。当然在这些巨匠中有时他们也没有去讲述这个世界的真相。象韩愈别讲说出世界真相，他就以他那极为有限的知识去看佛道两家，都不会看清楚的。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思索人生的意义，上帝是否存在。他遍观各哲学和《圣经》，也看了儒释道著作，长期苦思而不得其解（但最终还是承认了宗教的价值与意义），原因可能是所看所思还有不足，有局限。不过话又讲回来，想真正彻悟也确实不易，可能性对任何巨匠都极小极小。这些巨匠的认识、理论、皆不圆满，否则立刻就会征服全世界。佛经、《易经》、《老子》许多巨匠都在看，甚至终生研究，但能否真看懂，那可不一定。有人看懂了这一点，有人看懂了那一点，而从居高临下看出全部根本，则极困难。
由上面的思考而总结出认识当量的概念：见识与思考范围与成熟程度的大小、程度的总量，就是认识当量。如果一个贤者的认识当量不够，那么对于超出甚至远远超出其认识当量的观点、现象、论证，这个贤者仅仅靠原有的认识当量去评价现今超出其认识当量的东西，将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古今中外许多、无数大家，甚至贤者、圣人在观念上打架，多是这种认识当量不同造成的冲突。在今天，这种冲突更表现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与宗教的冲突中。而这三者当中，科学家的认识当量最小。但由于科学成就巨大，所以虽然其认识当量最小，出错的可能性则最大，却能获得许多人的认可。某些宗教依据的认识当量如果不足，那么这种宗教也将极易出错。就我目前所知，认识当量最大的只有佛教，其他宗教与佛教相比，就小得太多了。许多世俗的哲学虽然比自然科学大，但比较起来认识当量还是太小。
认识当量如果不达到相当巨大程度的人，从圣贤巨匠到一般学者，或凡夫、平民，也包括一字不识者，他们面对一个需要他们作出的结论，或某种判断，从学术问题，到千古之迷，或一个社会现象，等等之类的问题，他们都可以作出一个对他们来讲非常自信的结论或判断的，尽管这个结论可能并不对，但人的认识结构（按皮亚杰的说法）确实具有这种功能。所以当看到一个凡夫对某一重大世界观问题作出非常肯定的判断时你不必惊奇；对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作出非常错误的结论时你也不要认为不可思议：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但一个非常成熟的思想者，则会对一切都不迷信，而且对反对观点也不会轻率否定的。另外，这种思想者，也准备依据新证据，随时修正、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与结论。成熟的思想者也不会轻易依旧有认识对新的、不能完全有把握的东西轻下判断。这方面可以举朱熹和孔子为代表，前者对《周易参同契》，后者对老子，对怪力乱神，均未轻下结论。


  附注：关于认识当量最大的是佛教一说，有人可能会提出诘问：难道佛学对自然的认识有化学家物理学家多？佛学对化学物理学都懂？意思是佛学不知道电子中子化合价之类。关于这个问题我将来会给予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