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精神上太累，和儒家的牌坊印记

笑笑客

日期: 2008-02-15 20:25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0e40101008wk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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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精神的最大影响，是荣耀思想印记。包括尊卑、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门第观念、面子、牌坊、名节、孝，等等。

这套东西经由儒家提倡后，经过历史的鼓吹、发酵、滚动、变种、膨胀，最后变成一威毒无比的精神毒雾气团，重重的笼罩在中国人生命圈子内，压迫和窒息着中国人的心灵，使中国人的心灵再也无法轻松起来。它促使、逼迫人们去相互比较、在一切事情上一切场合上相互攀比、引起一切卑鄙和犯罪。

中国人争夺权力和金钱、地位、名誉的背后真正目的，就是争夺面子和荣耀，背后的动力就是儒家的荣耀思想印记。这种印记在中国老百姓的几乎一切生产和生活上都有强烈的表现，是引起人们卑鄙、道德沦丧和堕落犯罪的最大原因。

中国49年以后有一段时间突出劳动人民、突出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地位，算是对这一思想印记的巨大冲击。但后来又死灰复燃，并迅速的恢复到了先前的地步。这一印记逼死了大量的妇女，催生了方孝儒之死，给中国人带上了无比沉重的精神枷锁，长期压的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压迫的，一座最大的大山。使中国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事实上没有了幸福，都必须在这一精神重压下残喘、拼搏、奋斗，以挣得比别人更高的“地位”，以免让人“看不起”。而这样做人的目的，就是围绕着一个“面子”问题。而这个“面子问题”，根子就在儒家，就是儒家给全中国人带来的。

西方社会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面子问题，所以西方人远比中国人心灵轻松。

中国儒家思想传到日本，便把这种恶习也带给了日本人：为了在亲朋好友多，“人缘好”上不输给别人，日本人结婚的时候还花钱雇别人来帮吃，以显示婚礼热闹，“不寒酸”。而这一切的根子，就在一个“礼”字上，就在“尊卑有序”上。而起源于中国儒家的那个“牌坊”，是这一切的根源，人们还没有想到呢！

由儒家的尊卑，演变出的光宗耀祖、名节牌坊，到诱使、促使大众喜爱对人的各种经济的、人格的、社交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能力的评价，到热衷作比较，结果是逼迫社会大众把每个人，在一切场合作比较，特别是在社交、家庭，等，和礼节上的规格、形式作比较，迫使中国人在一切场合都与别人作比较、攀比，造成人的巨大精神压力与负担，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压迫。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儒家的礼字和尊卑的等级观念。

中国人的幸福与痛苦，有相当多来源于人与人的相互比较。儒家宣扬不平等，迫使人们在每个人之间进行比较，加深了中国人的痛苦和精神压迫。这种比较是全方位的，从学校的考试分数，到家中家长的权利职位，到富裕程度，到交友的数量，婚嫁的来客数量，迎亲车队的豪华程度，都在中国人的比较之列。如果稍有不如别人处，则主人就感到没了面子。而这种比较攀比心理，根源就和古代的名人牌坊联系在一起，也和儒家的尊卑观念、礼制观念联系在一起。穷人和富人都要受这种精神枷锁的重压，是儒家思想毒素时隔久远历史后的一种变异。而这和西方的平等观念、博爱观念、自由观念，正好相反：儒家的这种观念与影响，正好宣扬了不平等，也导致了人们的不自由——精神上的不自由。

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华人最勤奋，最能拼搏，最能奋斗。这其中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华人的基因与别的种族不同，而是因为，华人在精神上的枷锁，实在是比任何其他种族都更加沉重的缘故。

西方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精神枷锁，所以他们无比轻松。

是这种华人的精神枷锁，逼迫华人去拼死拼活，而永远不得解脱。

不平等总是大量的，愈强调个人奋斗不平等就愈大，大家竞争也就愈大，大家愈争愈不平等。

而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落人之后，没了面子，于是只有奋斗终生了。

其实奋斗终生也未必就能什么都不落人之后。所以，这种攀比的心理负担，就只好永远重重压在所有中国人的心头了。

没看到中国的孩子，从小就失去了幸福与童真，要在学校考试中不落人后，而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么？

没人想到，中国小孩子的这种被分数重压，竟然会和古代的人中了状元，家乡的人在朝廷中当了大官的时候，尊崇儒家的读过书的人们，热衷在家乡树起一座牌坊以示荣耀和尊贵有关？

小小的孩子就已经尝到了儒家带给他们的“幸福”，惶论我们这些大人了。

那些被礼教逼迫自杀的烈女节妇，只不过是儒家带给中国人的，最直接看的见的祸害罢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知道儒家的贞节牌坊是如何压死人了么？

这万恶的牌坊！

过去人们仰望着牌坊，现在则盯着孩子的分数，盯着乡间路上开来的小轿车，议论村里谁家有人在镇里当官？谁家有人在县衙门当差？逢年过节怎么怎么有人来送礼。本以为儒家是一具僵尸，然而那一套官尊民卑、出人头地的东西，哪知道还兴旺得狠呢。

西方人因为崇尚平等与博爱，并不会因为哪位学生成绩特别好就全班投来羡慕的眼光；中国人因为深被儒家所毒，所以看见温总理亲自打雨伞，就感动的热泪盈眶了。

儒家流毒所至，使中国人主观上客观上都在追求不平等，都在逼死孩子和大人！而许多崇儒、尊儒的人士，还认为中国对儒家尊崇不够，还在那里起劲鼓吹儒家的那一套，和竭力扩大儒家的影响呢。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糊涂的可以。

更有那什么不负责任的教授于丹，鼓动如簧之舌，把《论语》吹的天花乱坠。什么《论语》教导中国人如何快乐的生活。

在儒家流毒的影响下，中国人会快乐吗？

如果不消除儒家的这些流毒，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快乐的！

要清除儒家的毒素，只有引进西方的平等、博爱与自由民主的观念。

宣扬方孝儒这类人本来就是个大错，就因为这样的宣传多了，所以中国不会出现特蕾莎了。

西方人推崇平等、博爱，所以特蕾莎关爱穷苦人，引起人们的尊敬；而中国的儒家推崇光宗耀祖、名誉牌坊，所以中国人就羡慕出人头地，推崇不平等。儒家这样引导社会，可把中国人害苦了！

这丑陋的儒家，这万恶的牌坊！

我们应该不光引进，还要在每件事上去认真实行之，才能对抗儒家宣扬的不平等。

过去的牌坊我们能看得见，已经有许多人被这些牌坊逼死了；今天的牌坊更多：它们就是遍布与弥漫全中国人之间的、深藏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与人的尊卑比较，和不平等的比较、攀比。

儒家也是一股顽固守旧的社会思潮。过去每当中国社会处于变革的关口，儒家就跳出来充当最反动的思想势力。而原有的反动势力，却也很乐意利用儒家的腐朽与麻痹作用，这有历史在。

中国人赶快觉醒吧！

救救妇女！
救救孩子！
救救穷人，也救救富人！
救救每一个中国人！
让我们大家共同起来自救！
是到了应该仔细清算儒家的时候了！



附文：

道学外传

作者：  严复


吾闻欧人之谈史学者曰：“古之史学，徒记大事，如欲求一代之风俗，以观历来转变之脉络者，则不可得详，是国史等于王家之谱录矣；今之史学则异是，必致谨于闾阎日用之细，起居笑貌之琐，不厌其烦，不嫌其鄙，如鼎象物，如犀照渊，而后使读史者不啻生乎其代，亲见其人，而恍然于人心世道所以为盛衰升降之原也。”若是，则论世者慎毋遗其细矣。今与诸君论其细者可乎？
　　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村学究者，其史家《道学列传》之果耶？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夫人自六、七岁入塾，至五六十岁，中间又未尝隶军、服贾，即偶入仕，亦未尝膺烦剧，则度其四五十年间，日日均可读书，质虽驽下，无一得之智［①］，无远略之怀，但能循途守辙，日诵数十行，时日既多，意者亦必有可观者焉。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璧》、《四书典林》，无他［②］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齿长矣，岁所人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而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乎？”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
　　夫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若辈之多，自然之理。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殭石，悯恻不暇，安用讥评!独恨此辈既充塞国中，岂无上膺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者？而今乃奉此五百兆炎黄之胄，二千年圣神之教，以听若辈之位置，返之仁人志士之用心，当咸以为不可也。是以不惮刻酷之讥，轻薄之责，形容一二，以例其余。读此文者，当思人之为恶，虽千转万变，而一由于心地之不明。若辈既心地不明，则若当时虽无为恶之心，而将来必有致祸之实。支那与日本种相同，而教亦相若，乃以十倍之地而不及日本者，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故愿有事权者遇此人，毋使事权落此人之手；有子弟者遇此人，毋使子弟听此人之言。
注释：
　　第 483 页［*］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五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国闻报》。
　　第 484 页［①］原作“质虽驽下，得之智”今据《国闻报汇编》校补。
　　第 484 页［②］原作“无创”，今从《国闻报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