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振坤关于民间思想家的处境给宣昶玮的信函

笑笑客

日期: 2008-11-23 11:20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0e4010100bwn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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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先生：你好！
看了你写的《大时代到了，中国将会出现思想家》一文，深有感触，我已把你的大作转发到我的博客上了：http://duanzhenkun.bokee.com
我亦是民间学者和民间思想家，和所谓的正统学术界有大量的接触。由于《政治五原则》具有不同一般的思想高度和思想深度，得到了像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一流经济学家的支持，亦得到了中国国民党元老陈履安的推崇，还有众多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但总有一些学院派学者，要对民间学者说风凉话。如果我在体制内，我是学院派，他们是绝不敢说风凉话的，明摆着就是欺负没有资源和社会地位的民间学者。正如你所说的：“正统的又对民间的研究是那样看不起、同时又深深的嫉妒。”
    我不想把学术界区分为什么正统和民间，西方民主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为他们没有所谓体制内外之分。中国人把学术界区分为正统和民间，是因为体制内和学院派的阳痿造成的。我认识一些体制内和学院派学者，他们并没有任何成就，但认为他们身居正统学术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就自以为代表着学术正统与权威，而对民间学者不屑一顾。总以为民间学者的学术成果就不符合学术规范，只有他们的才符合。至于什么是学术规范，他们又讲不出什么标准来。总之就一句话，我是学院派，我在体制内，我就是权威。这是一种荒唐透顶的逻辑。
总起来看，所谓正统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学者就是一帮混饭吃的混混，抄袭之风就证明了这些人的低能与无耻。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理论传人，我已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牢牢站住了脚跟，《政治五原则》的高度和深度是目前任何人也不可超越的，未来五十年之内，我相信也无人能够超越它。我本来不想大言，但对正统学术界的学术混混，需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高度。
你说的好：“中国的思想家必将产生于民间，而且正统的学术界，如果没有政治人物明的或暗的活动，那么将会对这些思想家，不论出现与否，都会保持长期的沉默。”作为中国经济学界泰山北斗级的茅于轼老师就很纳闷，他对我说，只听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政治五原则》是“民主理论的百科全书”，而其他人的声音他听不到。
我不在乎正统学术界对我的承认不承认，不需要学院派各山头之间的廉价的相互吹捧，我在乎的是我能否在历史上站稳脚跟。我现在只有四十岁，在学术上我还有二十年黄金岁月，我还有着强劲的学术后劲，我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深度，是正统学术界那些混饭吃的家伙们无法企及的。
    要说了，学院派自视再高的学者，和孙中山先生比起来能比吗？有孙中山先生那样的崇高地位吗？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吗？在三民主义思想史上，如果孙中山先生是孔子，我就居于孟子的地位。我深信，由孙中山先生传到我手里的三民主义，已经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万世不易之基，乃“万世为子孙所常者”。现在学院派哪个学者，有本事提出比三民主义更具说服力的政治理论体系来吗？没有本事，就谦卑一点，诚恳一点，本色一点，混饭吃就是混饭吃，不要把自己打扮得光冕堂煌，不要放肆。
所有对民间学者的歧视，是因为当代中国无大师造成的。由于没有大师，没有众多的一流学者，正统学术界基本上被三流四流学者所把持，导致学霸横行，和伟光正一样腐烂不堪。美国数学大师邱成桐就公开指责中国正统学术界的学霸们压制一流学者。
大师和一流学者之所以不压制人才，因为他们有不怕别人超越的自信，也有别人超越不了的高度。而三流四流学者，他们只有靠压制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既得地位，才能保得住自己的饭碗。邱成桐认为，如果中国的一流学者多了，三流四流学者就不敢放肆。而现在，中国的一流学者寥寥无几，三流四流学者把持着学术话语权，大放其肆。
中国需要有大师出现，才能够粉碎学院派学霸们的猖獗。所以对民间学者来说，要有去做大师的决心和勇气。要成为一代大师，是需要有坚实的学术功底的，这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长期的不懈奋斗。而且我们需要严格按照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严格恪守逻辑与创新的学术标准，要努力使自己达到西方学术大师们所达到的高度，这样才能是站得住脚的。中国学院派的大多数学者，是完全不讲逻辑和创新的，他们的学术标准就是混。
周长伸先生是非常理解我的民间学者，他说：“我也确实佩服他为理论作出的繁杂的工作，因为他的那些东西，都是需要埋下心来做艰苦繁重的发掘和整理才能成。”我用了十五年时间才完成《政治五原则》，有几个学院派学者能做到用十五年时间去写一本著作？
    混饭吃也要讲一个混饭吃的道德来，吃的是纳税人的饭，干的那些事，和那些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多少年轻新锐为学霸所压制，多少有成就的民间学者被掌握着学术霸权的三流四流学者所排挤。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倡，这就是学院派学术混混们的写照。
我有一个朋友，叫王先胜，在四川一个小县城里工作，他在考古学批评领域和创造方面的成就，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这一点很多知名学者也是认可的。就是这样一个成果累累的天才级学者，学界大佬们也是排挤的，连参加学术会议，都需要自己去争取和自掏腰包。连一流的民间学者都是如此艰难，其他民间学者就更不要说了。
    茅于轼老先生为什么德高望重，就在于他对年轻学者的无私扶持，这一点对民间学者尤其需要。茅老对我的支持，确实给了我巨大的安慰。以茅老在学术界的份量和地位，我就不在乎那些作为学霸的三流四流学者。民间学者是需要鼓励和支持的，尤其需要学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一流的民间学者出现，学界才能改变学霸横行的恶劣局面。
正如你所说的：“这些民科没有想到：这些正统的学术人士的追求目标，并不是学术，而是职业。现在你们也想挤进来，想干什么？是不是也来争饭碗子？”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学霸们特别忌讳一流学者的出现，更忌讳民间一流学者的出现，因为一流学者会夺走他们的饭碗。而学霸们能够维持学霸地位，是因为目前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造成的，现在不可能像以前钱穆先生一样，你只要发表一篇有很高价值的文章，清华就会请你去做教授。民间学者就是著作等身，有一代大师的身价，清华也不会请你去做教授的。除非你放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体制内去混一个饭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思想大家的出现，将与正统的僵化的学术界无缘，而是出自民间，或出自正统学术界以外的人群。”《政治五原则》是数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界唯一具有系统理论的政治思想体系，我敢打赌，学院派学者是永远拿不出系统的政治理论来的，他们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智慧，更没有这样的水平。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老先生说，所有的文化主流，都是体制外提出来的。
    当然，民间学者要有自知之明，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不严肃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民间学者也是比比皆是，这和学院派的学术混混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这些人就不能以学者名之。由于民间和学院派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有好的学者和不好的学者，所以我主张以严肃和不严肃来替代学院和民间这种区分。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民间，只要是严肃学者，都是值得尊敬的。而只要不严肃，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民间的，都是混混。所以我从不以民间学者自名，我只强调我自己是一个严肃学者。
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学院派，做学问所要花的功夫都是一样的，只是学院派有工资，而民间需要靠其他职业生存，因此民间所出现的一流学者尤其可贵。以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学术状况来看，学院派产生大师的机会微乎其微，而民间是有条件产生大师的。现在中国最紧迫的不是需要什么奥运金牌，而是需要实现大师的零的突破。只有大师出现，才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的学术水准和文化水平。
当然大师不是靠嘴巴廉价地相互吹捧出来的，而是要靠切切实实的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著作来奠定的。而这样的伟大著作，要有炉火纯青的学术境界和重要的原创，要有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术功力。而这样的学者，在弱冠之龄就应当有非凡的创见，到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大师的地位才能奠定。没有持续几十年的功夫和火侯，没有完整、系统和深刻的理论，谁也不敢自名为大师。
我是有做大师的梦想的，当我在四十不惑之前登上了《政治五原则》这座理论高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在学术上还是浓烟滚滚的。虽然我已接近了大师的高度和深度，却还没有大师的纯青。但我已经看到了要成为一代大师所需要登上的那座高峰，而要登上这座高峰可能要耗尽我十年之久的功力。因此我需要在知天命的五十岁之前，完成《政治五原则》第三稿，使它真正成为一本可以永世长存的经典著作。
这是我要确保实现的理想，不能有任何的虚骄和妄想之气，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一次无比艰苦的长征，有许多重要的障碍需要克服，有许多难关需要打通，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要切切实实的做到，没有任何投机取巧之处，没有任何捷径可通，完全要靠汗水、靠心血、靠毅力，去坚持、去努力、去奋斗。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事，不是一般的决心可以做到的事。要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气，才能成功。
    我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基础，我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理论成就。我能够比孙中山先生在理论上多走一步、深走一步，我就超越了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人。孙中山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政治家，是能够与轩辕黄帝比肩而立的历史巨人，今天又有谁能够建立他那样的丰功伟绩呢？又有谁能够提出比三民主义更简明、更系统、更有说服力的政治理论来呢？
    一个学者，要有重要原创，才能名之为理论家；一个理论家，要有系统理论，才能名之为思想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重要原创和系统理论，是成为思想家不可或缺的基础。历史上的思想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几百年才会有重量级的思想家出现。而能够影响历史达数千年之久的大思想家，则更是寥寥无几了。
    但现在的中国，确实是出伟大思想家的时候，是出圣人的时候。因为只有伟大的思想家和圣人，才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宪政奠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经为中华宪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亦已建立了成熟的宪政。很难想象在三民主义之外，还能够出更伟大的思想家。目前最为现实的做法是，使三民主义更完善、更系统、更科学、更严谨，才能够登上一个新的思想高峰。

       敬颂
学祺！

                                     段振坤敬上
                                 200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