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思想家宣昶玮上习近平、李克强应对当今舆论乱局和治国十策书

宣昶玮

习近平、李克强二位：
因二位即将或已经接手未来中国的掌舵地位，而眼下中国又是一个上下皆乱象丛生的境况；古人说万事开头难，所以二位开始的治理中国的工作亦将难上之难。
本人身为民间思想家，长期为人类文明进步殚精竭虑，相关的思考颇多；在当今二位领导开始新的改革之际，希望把自己的意见呈上二位，以供参考也。
习近平总书记上位伊始即提出反腐倡廉、依法治国、改进工作作风等，皆甚得民心；而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上述这些新气象，实在是中国人已经多年来听不到的能够让中国知识分子想听、愿意听的声音了。
但由于新老交替伊始，一切社会的惯性都在发挥着作用，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甚至会发生一些牵动整个政局的事件：例如最近发生的《南方周末》的元旦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被删改的事件，就很是挑起了几乎整个中国体制内外的广泛争论。而事件发生后的实际情况也许是党的领袖甚至整个高层也觉得为难。
这种情况就是新政治尚未具有自己成熟的通盘考虑全局的情况下，并已经有一个清晰的整体治国思路的情况下必然发生的现象。所以说是“万事开头难”吗；而现在的难则是缺乏一个“整体而清晰的治国思路”，所以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惯性势力的思想的观念的冲突与矛盾，一时间找不到应对的标准，不知道该怎样判断了。
本人是中国民间思想家和民间哲学家，有着对中国和对世界文明与进步的长期思考研究：已经为此发表了几百篇之多的研究文章。而对当今中国的改革事业，当然本人也有义不容辞的参与责任；因此今天不吝鄙陋，特向习近平、李克强二位上书“治国十策”，仅供二位领袖参考。如有丁点价值，则本人欣慰矣。
第一策：
凡治国必有一整体而清晰的治国总体思路，并用它来作为一切行为行动的总的依据，即一个治国总纲。前人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就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任何一个政党的治国和做事情，都要有一个总纲，并且一切都以这个总纲为基本依据，这样就会在一切事情的判断上都不会找不到标准而产生迷惑。而现在二位上位伊始，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属于自己的整体而清晰的治国总体思路即一个治国总纲；而当前的中国问题又复杂无比，即使当年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也是无法处理如此复杂的中国问题了；如果邓小平能够处理的话，就不会有当年的“六。四”事件了；而今天的中国却有着比当年邓小平在世时更加复杂百倍的国情：因此二位现在一时的匆忙，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现在的问题是：总纲的解决虽然艰难但也得做；而本人这里的上书就是对二位建立自己的治国总纲而做的一点建议：也希望二位不要因本人是民间人士而视为无理，因“位卑未敢忘忧国”也。
第二策：
凡做事须抓住最大的、最要害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措施等的取舍、判断的标准和依据。中国眼下的主要危险与问题是“国内社会是分裂的与矛盾重重的；外国军事包围与战争的压力巨大；各种国内外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有随时爆发危机并导致政局动乱与民族分裂的危险”。当今中国可以说是“内有天大的隐忧，外有天大的隐患”：如果轻率的放手一战的话，那么其实和当初清王朝的处境很是有些相象：真有再次发生一次内部革命的危险也。为应对上述的危险，我们中国当今最大、最要害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收拾民心特别是收拾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因此当今中国高层和政府的一切行为的准则、政策的制定、措施、文件的起草、实施的方案、各种是非的判断等等，都应该以此为依据；凡是和上述大局有关的行为的准则、政策的制定、措施、文件的起草、实施的方案、各种是非的判断等等，都要以国家的和民族的利益为依据、以人民的利益为依据；而万万不能以哪个已经退位的政权核心的“思想”、“理论”等为依据；也不能以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思想等等为依据，即使这些思想和主义曾经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天大的利益和天大的影响天大的改变也不行：因为事情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任何东西都有时效性，在过去曾经辉煌的东西，现在未必就适合当下。因为当下中国的第一政治要务是收拾民心，所以上述和大局有关的行为的准则、政策的制定、措施、文件的起草、实施的方案、各种是非的判断等等，切记不能一切以符合官僚团体、以符合退位领袖的愿望包括他们的利益、以符合以往的和现在的从事意识形态研究和宣传这个特定的人群的愿望和要求为依据：因为其实这些官僚、退休的领导人、退位的领袖、从事意识形态宣传和研究的人群往往是带有自己的利益思考和利益判断的：至少他们是和一般知识分子和人民是有重大利益区别的。因为现在的政治要害是收拾中国人民的人心，那么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为依据了：收拾人心是当今中国政治的第一要务；而收拾当今中国人心的关键是收拾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由于当今中国政局的关键是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因此仅仅反腐败是很不够的；廉洁政治也不够：而是要进行知识分子期望的政治改革并实行民主政治。二位如果能明白和做到这一点，那么整个政权就能稳固了，中国共产党也就能得民心了。如此一来中华的繁荣强盛就有希望。所以当前中国政治的要害是赢得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人心。
第三策：
因为二位要处理的是前所未有复杂的当今中国政治，因此沿袭老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不行的，必须有所创造，也就是要有所“立”。而现实中的政治，有所立就必定有所破：欲一切保持而对任何旧的东西都不触动，显然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期望一切既得势力和旧有的东西包括旧有的思想、观念、势力、价值观等等都不触动，又能在维持各方平衡的条件下推行真的能使中国人心凝聚、政治稳固的改革，显然是一种奢望。
有鉴于此，则将来和现在的原则是既然有所立那么就必然有所破：只有破了一部分陈旧的累赘，才能立起来新的人心凝聚和中国政治的稳固。
第四策：
新的领导层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思路很好；胡锦涛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思路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基本纲领性的东西。本人在研究文章《当今中国政治的真相与奥秘：十二项压力、六大势力、两大中心问题、一个总根》中曾经认真的对以前两个领导人时代作过总结，得出的结论是：江泽民时代是败坏和破坏法治的时代，其特征就是“以邪治国”，和全面破坏法治，形成了无法无天的状态。而现在新的国家领袖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思路，实在是一大好事。根据来自民间的评价，江泽民的时代是败坏法治和“以邪治国”的时代：持这种评价的非止一人，其中上海作家沙叶新评价说“江泽民那个时候是败坏了整个一个民族”，“我认为他（江泽民）是民族的罪人，我是这样认为，他败坏了一个民族”等等，本人对江泽民的评价是他的时代是全面破坏法治的时代，已经把中国弄出了无穷的人民与政权的矛盾和与政权的冲突，已经弄得是怨声载道了。如果现在新的领袖再不改正，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就真的处于要揭竿而起的地步了。
而现在新的领袖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路，那实在是把问题看到了点子上、把握了当今中国政治的真正要害。
另外由于当前的中国实际政治状况下，实行依法治国和贯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宗旨，也确实是当今各种中国政治势力之间的最大共同点、也是各种势力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最大平衡点了。
由于上述几个原因，当今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也非“依法治国”和贯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莫属。
也就是说：当今新的领导层如果想把中国的政治建设好、把中国的事情弄好、把中国的改革做好，那么采取“依法治国”和贯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是目前可以采纳的良好的策略之一：因为至少各个政治势力都对这一原则表示赞成，而且即使不愿意也没有什么政治势力敢于跳出来反对。而实际的情况则是：这一原则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势力的拥护和赞扬。
前面本人已经说过，当今中国政治的要害是收拾人心，是凝聚中国民心特别是获得中国知识分子拥护的问题；而现在本人要说的是：扛起“依法治国”和贯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大旗，一切以之为依据，就作为新的中央高层的治国总纲的最基本的基础原则，然后开始新的治国总纲的其他方面的设计。请参考下面的其他策略建议。
第五策：
根据来自民间的真实的评价，那么当今中国共产党的丢失了很多的民心是当前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获得民心、重新获得人民衷心拥护的机会来了。
这就是因为新的中央高层已经把“依法治国”和贯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作为基本国策，并把之作为号召天下的旗帜，那么就让中国共产党首先在遵守这一原则和国策中充当模范带头作用：由中国共产党率先作为表率，实行遵守法律包括遵守宪法，做给天下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看看。
可以预想的是：一旦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那么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能获得人民的重新的看待，党的形象会马上改观；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样做了以后他失去了什么呢？他不会失去影响和权力——因为宪法还赋予中国共产党以领导政权的权力——但却获得了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拥护。
当然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以后会被捆住一些手脚和限制住一些肆意妄为，但那却不过是大大降低了这个党的容易发生变质和发生腐败的机会而已。如果想使中国的政治变得稳定和变得政权深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变化，实在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渴求但却从来也未得到的效果：有什么不好啊？
但是却必定会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很不高兴，这就是那些已经腐败变质了的、和准备腐败的那些党的官员们了。
可是这样做却对政权深得民心有利，对中国政治稳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
如果仔细的想想：中国共产党的带头遵守宪法和各种法律，那是对中国共产党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好事情。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那么苏联共产党的结局就再也轮落不到这个政党的头上来了。
第六策：
淡化历来奉行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包括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等等，统统给予淡化处理。同时也淡化普世价值、宪政道路、三权分立等等别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等问题争论。如此做的一大原因是历来的这些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甚至巨大的成就，但也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根据调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来信奉的各种思想、理论、马列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评价是很差的：民间知识分子普遍的对上述这些中国历来信奉的东西评价很不好，认为它们实际上没什么价值。根据之一当然是信奉这些东西的苏联等许多国家都是失败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这些东西的真实的态度。在这里我们姑且不问这种评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而只因为现在既然要收拾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那么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如果连这种真实都不愿意认真对待，那么收拾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宣昶玮曾经对中国历来实行的意识形态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内部矛盾有很多其实就是中国实行的意识形态自己造成的，具体的研究可参考宣昶玮的文章：《论当今中共的意识形态直接制造了社会矛盾并导致中共与人民的冲突》，和《中共意识形态逆世界潮流是导致中国被军事包围和国际孤立的总根子》，那里面有详细的叙述。经过宣昶玮的认真研究得到的结论让人大吃一惊：正是中国自己过去奉行的各种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而造就了当今中国的独一无二的巨大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同时让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为中国奉行的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让中国与世界形成了格格不入的结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奉行的这许多的各种思想和各种理论、主义等等，过去的事实也充分的证明：以前的情况姑且不论，单就当代来讲，这些东西并没有给现代的中国带来内部和睦和与世界的和睦，也没给中国带来辉煌。
而现在的情况和事实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思想、理论、主义等等，在当今的中国不但不能给中国的改革带来进步，反而成为中国文明与进步的羁绊了。其实邓小平早就感到了这一点：他发现了旧的思想和主义、理论常常会给继续进步带来阻挡；为了踢开这些阻挡，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的法宝，同时还发明了“黑猫白猫”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邓小平为淡化和祛除中国历来奉行的各种思想和各种理论、主义所不得不发明的对付的策略。尽管邓小平并没有如此明白的指出过，但实际上的效果却是如此。
另外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的许多东西其实是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有巨大和不可调和之冲突的，这样就让奉行这种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也无法自圆其说；而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和冲突，当时的当局就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改革开放政策是违背马列主义和违背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为了避免这种违背被人们揪住把柄不放，就采取了增加一种修饰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办法，而试图使之摆脱被揪住把柄的尴尬。可见先前中共当局的领袖，早就遭遇了旧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的对于改革的羁绊，因此早就开始想尽办法对付这种羁绊了。而今天宣昶玮向你们建议淡化意识形态等等东西，不过是学习以前中共领袖的做法而已。
宣昶玮本来就是思想家和理论家，在认真研究了诸多的情况后得到了这种结论：中国历来奉行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等等，其实在当今是给中国社会制造内部矛盾多、制造和世界的对立多，却对中国的继续改革和文明进步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破坏和阻挡作用。
归纳起来这些中国过去信奉的东西，现在几乎都成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压迫的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如果中国人再不意识到这些，那么中国人仍将无比的沉重和进步困难。而且新的领袖一代一代的都被这些长期积累的思想的、政治的包袱沉重的压在肩膀上，让他们根本就不能动弹，只有背诵书本和八股条文的任务了。
前面宣昶玮已经说过：当今中国政权的头等大事是收拾人心，也就是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的巨大问题先给解决了，这样才能稳固政局，才能做别的事情。而现在的和过去的事实都一再证明：中国历来奉行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等等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权离心离德的首要原因。因此为了收拾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一当今最大的政治，就不得不淡化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包括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等等，统统给予淡化处理。只有去掉这一巨大的政治包袱，知识分子才可能真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可以信赖的，政权的改革进步的意图是有诚意的。
度过当今中国政治与军事危局的关键是收拾人心使政权获得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是第一位的，获得一般老百姓的支持只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而反腐败实际只能台获得普通老百姓的好感，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限；要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历来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等等不但没有帮助效果，相反的却有破坏效果：这样的东西不给予淡化处理如果还要拿来宣扬，那么对于解决中国的危局真有南辕北辙的作用。
如果不去掉这些沉重的意识形态等的包袱，我敢断定任何有能力的政治领袖也无法有大的改革作为，那么中国就将长期处于危险的社会动乱的边缘。因此淡化处理这些沉重的政治包袱其实就是断臂求生的自救行为，否则就只有背负这些沉重的包袱跌落到万丈深渊中去了。
当然了，现在采取的淡化处理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权益之计，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还是要最终解决的，否则问题仍然是巨大的。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宣昶玮仅仅讲淡化处理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没有讲什么彻底抛弃这些东西：是淡化而不是抛弃。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淡化上述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后，中国可以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这么很少的一部分了。
淡化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理论的地位与作用，要把写进宪法中的这些思想、理论、主义等等同样的淡化处理掉，目的是为了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贯彻到没有丝毫的含糊。
同时也淡化普世价值、宪政道路、三权分立等等别的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则是为了减少这些方面发生争论的对于凝聚国人人心和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的干扰。
第七策：
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贯彻到几乎一切领域和范围，成为衡量当今一切行为的最终的标准和原则，使一切都有依据而不会思想混乱和发生争论与论战。同时其他原先有关的什么各种思想、理论、什么主义等等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退位为次要的东西，这样就能保证社会的一切都有判断的标准、衡量的依据，就能做到使社会始终有一个强大而有力量的东西在维持秩序，就不会使社会发生紊乱。
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贯彻到党、政府、军队、法院、检察院、公安、新闻、网络、言论等等几乎一切方面，一切都依法管理，使在淡化过去一直奉行的意识形态等等之后，有一个判断一切的标准，而且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推行深入的政治改革，那么如此一来中国大局可定，不可能发生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了：因为大家有共识，任何政治势力都不敢挑战大家共同认可的法律准绳。而且执行这样国策的国家政权，也必将因为实施了人民和知识分子共同认可的政策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必然使政权的威望大升：这样中国社会的政局就会非常稳固了。而这种非常稳固的政局一旦出现，则中国社会动乱的隐患就不存在了：中华也将步入真正的文明崛起之旅。
目前的情况是老百姓关心腐败和公平；知识分子则关心政治和文明。所以目前政府的仅仅反对腐败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因此目前中国的极端复杂的社会状态下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贯彻到几乎一切领域，实在是乱世中的一颗定海神针，真能起到一种全面稳住大局的作用。
由于实际宪法条文中是有国家历来奉行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的，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要淡化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执行“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的时候，宪法中这些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想怎么办呢？其实应该这样处理：就是凡是有利于社会团结、文明、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建设性的、有利于知识分子要求的民主的部分，则给予鼓励执行；而对于那些容易挑起矛盾、容易制造纠纷和冲突的、引起知识分子不满和抵触情绪的部分，则给予搁置即淡化处理。
第八策：
在初步步入社会政局稳固、政权获得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广泛支持以后，接下来的事情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民主与进步的过程了。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和理论、意识形态的价值又要出现，因此已经被淡化的原先奉行的各种思想、理论、主义等等，又将再次浮现出来：因此中国的事情，打破意识形态僵局的事情是根本躲避不开的。
因为现在中国的最急迫的政治问题是收拾人心和“稳住”，为此才淡化一切思想、理论和各种意识形态；而将来中国的最急迫的政治问题和“稳住”解决之后，则要面临怎样发展和进步的问题了：那个时候选择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就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于是所有思想、理论、各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但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的政局已经稳定，也就不怕争论了。但虽然如此，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却还是不得不解决的。
因此本人建议国家：在初步稳固中国政局获得一个良好的政局环境之后，中国就必须着手解决国家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即意识形态的升级换代的问题。
至于到底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二位现在就可以考虑了。
第九策：
总而言之中国当今政治大事的处置原则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最后的目标是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目前收拾人心获得社会广泛的对政权的支持与信任是“急则治标”之举；着手解决国家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即意识形态的升级换代的问题则是“缓则治本”之举；而淡化一切旧有的思想、理论、主义等等，并采取“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贯彻到党、政府、军队、法院、检察院、公安、新闻、网络、言论等等几乎一切方面，一切都依法管理”之特别措施，则是“急则治标”过程中的“快刀斩乱麻”的卸下一切政治的包袱，使政权和全社会都能轻装上阵、并在几乎完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开始整理国家社会矛盾、并最后达到重新凝聚中国社会人心的效果。现在看来，中国也非此不能开始新的政治格局的。
为了避免过去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的各种思想、理论、主义等等的对新社会形势下的改革开放的干扰、破坏和阻挡，邓小平采取的法宝是“不争论”；而现在我们则应该采取的对策是“淡化过去的一切思想、理论、主义等意识形态”，并“把依法治国贯彻到底，贯彻到党、政府、军队、法院、检察院、公安、新闻、网络、言论等等几乎一切方面，一切都依法管理”：双管齐下之后的结果是形成一枚定海神针的效果，使一切都能有依据了，于是混乱和争吵、斗争、游行、示威、口号等等都可以稍安勿躁了。
第十策：
这一策是本人受到新的领导层上台以后所提出的，被外界称为“习八条”的代表新的领导层的工作作风和相关的政策主张的启发，并有所感悟而得到的。
“习八条”的第七条是这样规定的：
“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本人认真研究后认为：这一条的基本思想其实是一种要求政权内的个人对中国政治为顾全大局而采取某种程度回避的措施，其作用非常类似于司法上的有关回避的思想。
另外本人因为长期观察中国的政治，所以看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因为制度的缺乏对最高领袖人物的制约和监督，领导人在台上的时候无所顾忌的肆意妄为；而即使退位以后也仍然有巨大的对于今后中国政治的干扰，使后面的政权领袖也无法改正先前领导人的错误，甚至连清除以前领导人造成的后果都往往不容易做到。而既然后面的政权领袖会一直受到前面领袖人物的巨大错误后果的掣肘；而退位的领袖又会以种种的方式继续阻挡和干扰新的领袖的放开手脚的推动国家改革与进步，因此退位领袖的继续参与中国政治，其实是对政权、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事业和利益等等统统是非常有害的。
有鉴于此，本人在受到“习八条”的有关启发后提出了政治回避的概念。而实际上本人提出这一概念不过是对“习八条”的有关规定的一种理论上的总结而已。“习八条”已经具有了相关的观念和思路；本人则在对这种观念和思路进行理论总结后认为：这种思想其实是政治回避的概念。
其实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各种司法回避，中国历史上早有实施；因为在《元史》中就有了记录。“诉讼回避，在古代称为“换推制”，首见于《唐六典》：“凡鞠狱管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的规定，其中的亲，指负责办案的官员与被告有五服内之亲，大功以上姻亲，或者是被告授业师长。而发展到宋代，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规定更为细致。法官与被告为科考的同年、同门、同科目关系的；审判官本身就是被告人，或被告人上司的；涉及上下级关系隶属的；甚至同一案件的前后审两人法官有“亲属仇嫌”关系的，都必须回避。南宋时期，法律对于有应回避情形而不回避的，还要科以杖一百的处罚。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回避制度的国家之一。”拉德布鲁赫对此作过论述：“如果原告本人就是法官，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同时实行了官员任免和公务员交流与回避制度，都是非常合乎正义与公平的，可以说是改革中的亮点之一了。
而现在新的领导层则把这些司法回避、官员任免和公务员交流与回避等等进一步推进，上升到政治回避的高度，不但对当今的中国政治文明与进步有大好处，而且也是一大新的发明：因为这种政治回避是一种新的有价值的政治思想。
在提出了政治回避的概念之后，其主要实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退位的领袖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对中国今后的政治进行不公正的、出于私人利益目的的对国家政治的有害的干扰和妨碍。
中国实行政治回避制度当然会使中国政治在世界上立刻引起瞩目，而且是具有非常先进性质的东西。
其具体实施是：凡是过去参与过重大政治事件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人、凡是在任职中领导或负责过主要政策的制定，而这种政策后来又造成巨大矛盾或严重冲突、造成对社会团结有重大损害的、造成重大后果的、造成影响深远之恶劣后果者，相关的有责任的领导人应回避对今后中国国家政治的参与：因为这样的主要领导人如果继续参与中国国家政治的话，那么将会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利害关系而对中国政治产生不公正、不正义的影响，同时妨碍消除相关后果、妨碍化解矛盾、妨碍解决遗留问题等，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产生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现象，而且也将损害国家和民族、损害中国共产党等的根本利益。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已经退位的领导人曾经犯过大错误或曾经造成严重的后果；而现在如果继续让他发挥对中国政治的各种影响的话，那么这些领导人将因为自己私人的和家族的利益而对今后的中国政治产生阻碍改正并掩盖错误的效果，而这样将是对国家、民族、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等等利益统统有损害的效果。因此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就必须禁止已经退位的相关领导人的继续参与中国国家政治，他的所有一切的可能和中国政治有关的活动都必须禁止，包括什么为书籍作序、题字、题词、外出活动的报道等等统统应予禁止。
当然也许这些退位的领导人本来就觉悟很高，他们还会因为自己的如此低调和垂范、为自己如此的高风亮节而欣然在胸呢。因此国家应该对于相关退位领导人的这些作为给予精神上的嘉奖和相关的慰问。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二位领袖的一点建议。
本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是希望新的中国政治领袖能对中国的社会团结和政局稳定作出重大贡献的，能使我中华真正的强盛和文明进步起来：因此上此十项治国建议。
上述的一些建议未必很成熟，因此谨供两位领袖参考。



民间思想家  宣昶玮
2013年 1月16日 草于安徽淮南八公山下之茅草屋中